曲阜师范大学:王淑臣-韩国民族精神中的儒教精蕴

发布时间:2014-02-23 10:57  点击:次  文章来源:未知  文章作者:张恒  (责任编辑:张恒)

   韩国民族精神中的儒教精蕴
   王淑臣
    摘要: 韩国作为儒教国家,在历史上输入儒学最早,受儒学影响最深。儒教在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韩国民族精神中所蕴涵的儒家思想十分丰富,儒家思想是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探讨现代韩国的民族精神中所蕴涵的儒教精蕴,对于研究儒学在现代化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键词:韩国;民族精神;儒教
    韩国是历史上输入儒学最早的国家,也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以至有些韩国学者称“韩国是世界第一的儒教大国”。[1]韩国人把儒教视作“国学”,并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韩国著名经济学家宋丙洛教授所认为,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学基本理念,在韩国家庭中代代相传,已经成为韩民族的精神基石,并在现代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意蕴。
    一本给外国旅游者使用的《韩国观光指南》小册子上介绍说:“大部分国民遵守严格的儒教习俗,尤其近年来渐倾向于物质化、非人间化的现代社会中,儒教的价值与智慧逐渐受人瞩目。”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地位。
    从韩国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社会中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基本上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尊师重教、崇尚伦理道德、讲究道德修养、推崇清廉节义等等。本文试从分析韩国的民族性格及民族气节入手,来探讨韩国民族精神中蕴藏的儒学思想。
    一、 入孝出悌的伦理思想
    孔子在对待亲亲关系上,认为“孝悌也者,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梯。” (《论语·学而》)韩国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联系,并落实到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上,使家庭孝道传统经久不衰。韩国至今仍然保留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制度,男子、父亲在家庭中居于中心地位,婚姻以父母之命为主,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恪守妇道。
    为弘扬儒教提倡的孝义精神,韩国政府还通过福利政策补偿赡养父母的孝顺子女的孝义。有一些关于家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在韩国《刑事法》的某些条款之中。比如其中就有“如果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的处罚。”这个免罪,最远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在儒教中,这是“孝”的伦理原则之一。
    在20世纪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韩国的许多家庭都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还蔚然成风。韩国把“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家庭伦理原则推而及于亲友、邻里、社会,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危机、精神危机、金融危机面前秩序井然。
    二、人我兼顾的群体理念
    儒教认为,个人是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一员,若群体利益受到损害,个人利益也就无法保障。儒教强调“五伦”,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调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较多的具有人我兼顾的群体理念。
    这也印证了孔子对人际关系的观点。孔子主张主张“修己安人”,(《论语·雍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强调在处理人际关系是要有人我一体,推己及人的思想理念。
    儒教中包含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涉及到个人与集团关系时,国家、社会的发展利益能为人们所优先考虑,当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时,全体国民能够形成集团协力组织,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如韩国著名财团乐喜金星集团是由具仁会、许准九两家共同创立的,双方和睦相处,集团在家族般的融洽气氛中不断发展、壮大。
    三、 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操
    韩国在“教育宪章”里指出:“唯有国家的强盛,才有自我的发展,享受自由与权利,尽责任与义务,并积极参与国家的自立建设,发挥国民的奉献精神。”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儒教思想传统的国家,韩国国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结构都深受影响,“仁”和“义”的观念深入人心。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国难”当头之际,韩国人以“拯救经济,再创汉江奇迹”的姿态来对待危机。比如,为了换外汇还外债,普通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献金爱国运动”。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韩国政府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已经深深融入了韩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大都用是韩产汽车、国产手机,韩牌家用电器……正是依靠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民族精神,韩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韩国人现在仍保存着荣辱分明,知耻后勇的作风。2001年4月,当日本不顾亚洲多个国家的强烈抗议,通过了由右翼分子编写的严重篡改二战历史的教科书时,韩国总统表示不满,韩国议长强烈批评,韩国驻日大使被临时召回,2500名小学生抗议,民间组织办“历史培训班”,各地不断爆发抗议示威、谴责集会、签名运动、抵制日货等活动……
    韩国政府与民众在这次日本教科书事件中的不屈不挠、决不姑息的态度令世人瞩目。这也正是韩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
    四、 刚健有为的人生追求
    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时间里,韩国由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国”的行列。1965年至1975年十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19%的惊人年增长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增长速度。这不能不归功于韩国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
    孔子认为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人要“不舍昼夜”,不断奋进,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儒教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人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种思想深深扎根于韩国人的意识深处,使他们能够进行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奇迹。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韩国才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让经济稳步复兴;才能使现代汽车进军全球190多个国家;才能使韩国围棋领先于世界, 李昌镐成为难以攻破的“石佛”神话。
    五、 尊师重教的民族素养
    韩国的孔庙大部分保存完好,每年的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持全国祭祀孔子的国家。韩国的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孔庙,是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在韩国的成均馆内,不仅供奉着孔圣、十哲和中、韩两国的历代儒家著名圣贤,而且至今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秋两季释奠礼。韩国人对于历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缅怀。
    韩国人一贯尊重知识,崇尚学识,把学者放在最高的社会地位上,教师被全民族看作是神圣的职业。在大学里,教授享有许多特权,成为权利的象征,有双重崇拜价值。[ 既佩服他的学问,又羡慕他的权位。]在社会上,教授因身份可以被特殊照顾。著名大学的校长,在韩国朝野人士心目中享有国务总理的待遇,汉城大学校长李寿成、明治大学校长高健都曾先后出任总理。
    在韩国,儒教的“学而优则仕”、[4]“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出自宋代汪洙的《神童诗》。]的思想深入人心。近代韩国提倡教育立国,大力兴办学校,完善教育体系,是后来教育繁荣和经济起飞的基础。家庭更是完全以孩子为中心,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在他曾说:“有个成语叫‘孟母三迁’……如今韩国的母亲中有几个不像孟母?……他们对子女教育的热情,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5]这段话充分阐释了韩国全社会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更说明了儒家传统思想与其不可分割的联系。
    六、 修身养性的自律精神
    儒教可以说是一个以教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学派,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6]“修身”居首,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个体的修养是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最根本的保证。它遵从政治的统治靠伦理教化的支持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
    因此,深受儒教思想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注重对伦理道德的培养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形成,非常遵从儒教提出的一系列道德规范。汉城大学教授金学圭曾说过:“自古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受孔教的影响很大,尤其社会伦理方面之影响,一直到现在特别显著。”韩国人当中,信基督教、佛教等异端宗教的人颇多,可是在韩国社会里面通行的伦理道德,基本上皆遵用孔教伦理。所以从现代的社会生活情形来看,在儒教的伦理保存方面,韩国应该是比较多的。
    正是由于深受儒教思想的影响,韩国民众有着较好的道德修养和自律精神。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的公务员五信条之一是“美化并保存我们民族永远的家园”,即“国土保存”。韩国的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不少去过韩国的人因此得出结论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
    通过层层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到儒教思想在韩国社会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而深刻。儒教深深影响了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成为韩国民族精神中的核心。不仅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会如此。
   
参考文献:
[1] 韩国.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傅济功.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9.
[3]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25.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02.
[5] 韩国.金泳三.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3.
[6] 乌恩溥.四书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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